他曾是《LOL》电1最强王者 最后被“杨教授”电击了

“不能”与“必须”

中心里的日子固定且有规律，像是住着130个走时完全一致的钟表。

阿明必须每天早晨6点起床，15分钟内洗漱完毕，叠好被子。在经过慢跑、俯卧撑、踢腿等军训内容后，必须在早餐后集合吃药。有人会来检查，让他们张嘴，抬舌头，晃脑袋，而后是五到十分钟军姿——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偷偷把药吐掉。

打扫卫生后是去大教室上点评课。点评课通常从唱歌开始——曲目是《网梦醒来》、《爱的力量》、《跪羊图》、《父亲》、《母亲》、《天亮了》和改了歌词的《常回家看看》。这里要背《三字经》和《弟子规》。

唱歌和背诵会有人抽查，你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记住。阿明花了一个月，学会了这些歌曲。

你必须要写日记，这种日记被称为“晾晒”，它的内容将会呈现在点评课上，无论是否涉及到个人隐私。点评课后，被记录在《心理导入本》上的盟友就要去13号室，接受“治疗”。

家长会在这里24小时陪护着(除了13号室)，他们会一起吃饭上课，看着他们训练，甚至给盟友们上英语和语文课。

与之对应的是庞杂详细的规定，比如地上不能超过三根以上的头发，不能在规定时间之外进入小室，不能大笑，不能交往过密，不能对异性盟友产生好感，不能互传纸条，不能在点评课上睡觉，不能唱任何流行歌曲…

举手必须五指并拢，手臂贴着耳朵笔直向上，写字必须一笔一画，点评课笔记必须记满两页，课上集体唱歌必须大声，特餐(青菜豆腐)必须认真吃完...

这些规定被归纳进“心态”、“卫生”、“职责”、“亢奋”、“兴奋”、“坐姿”、“写姿”、“笔迹”、“睡觉”、“无聊”、“被子”等类别中，每个类别对应不同的“圈”数。如果你触犯太多，将会被定为“典型”，进入《导入本》名单里。

一位前盟友提供了一本从2014年8月21日启用的《心理导入本》，上面记录着60堂点评课后做“治疗”的盟友名单。“治疗”的原因五花八门——军训典型，日记课典型，兴奋典型，出逃嫌疑，自创风格，锁门，狡辩，不听家长话，经常一个人上厕所，吃规定外食物，工作职责不到位，吃特餐不认真，厕所内说话欠考虑，ZDQH(重点强化)等;而让他们做“治疗”的命令发起者，有“杨叔点名”，“邱哥点名”，“云姐点名”，“家长建议”，“班长建议”，“开门就进”(即如果当天有他人要做“治疗”，此人也需要做“治疗”)，“三次激励”(激励，即前一天统计出圈最多的几个人，超过三次就需要做“治疗”)等。

在《导入本》中，一个叫做“熊震”的名字出现了58次，这意味着60天内，他几乎每天都要去13号室接受“治疗”。同届的盟友称，熊震曾在某财经大学就读，且早已成年。

网瘾、酗酒、吸毒、打架、抑郁症、暴食症、自闭症、谈恋爱、成绩下降、无所事事、想打职业电竞、不满意母亲选的专业，一切不符合父母期待的孩子(无论是否成年)，在经过以上流程后，会被修剪掉一切棱角，变得一样的乖顺，一样的正能量满满。

没有秘密

任何人在这里都没有秘密。

日记上任何内容都有可能在点评课上公布。为了安全，你可以写的是“对点评课的感悟，对杨叔的感激，对父母的愧疚”。只有还抱有“隐私观念”的新人，才会在日记里写“我好害怕”，“这里是邪教”，“我想回家”。

老盟友很少会告诉新人这些，阿明说，被“治疗”多了，你也就知道了，“久病成良医”。

这里鼓励互相“举报”。杨永信不同意“举报”这样的说法，他更愿意称之为“情况反馈”和“问题反馈”。“问题反馈”带来的好处是可见的——盟友可以减圈，获取信任;家长认为上报问题会让子女改变得更快，更符合要求，他们甚至有时会建议让子女做一次“治疗”。被举报者则面临“加圈”的惩罚，对盟友而言，圈数太多就会做“治疗”;而对于家长，一个圈就等于10元钱。

阿明曾被母亲上报过，于是他上报母亲“在点评课上翘腿”作为报复。母亲被罚了钱，阿明也减了圈。但在之后几天，母亲开始找碴，批评他“被子叠得越来越差”，“心态浮躁”。

发展友谊也需要小心翼翼，不仅仅因为中心不允许“交往过密”。有人曾与四个盟友商量过出逃，计划最终没有实行，其中一人把他们上报了，“然后我们就完蛋了。”

传纸条也会成为风险极大的事——帮忙的中间人可能会上报，收到纸条的人同样也可能上报。除了接受“治疗”，纸条的内容也会在点评课上当众宣读。

张楠经历过一次“纸条事件”，好友将责任推在他身上，他沉默地去了13号室，并得出“所有人都不能相信”的结论：“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出卖你换取利益。你只能相信自己，靠自己演得好，争取早点出来。”

班委

在网戒中心的权力架构中，中心主任之下是“同盟班委”和“家长委员会”。作为“四位一体”特色管理模式中的一部分，同盟班委在盟友中拥有巨大的权威，他们可以给盟友“加圈”，而位于最高级别的班长，甚至可以决定谁去做“治疗”。

班长是统领整个班委的负责人，任期一般为2个月，由年龄超过30岁，行为举止符合中心规定的盟友担任，并且需要经过点评师同意。

班长之下是两层楼的楼长。他们主管着二楼和三楼的盟友事务，相当于楼层里的“班长”。

与之级别平行的是“五总”，即总纪体，总学思，总安全，总话筒，总卫生。总纪体位于“五总”之首，管理一切纪律方面的事务，有时会兼任三楼楼长，最有可能升任班长。

总学思主管思品工作，主管盟友们的思想动态，有时会兼任二楼楼长。

总安全负责安全事务，会接待新盟友，确保盟友接受“治疗”，防止盟友冲动，负责13号室纪律。总安全掌管《心理导入本》，每一个将要接受“治疗”的盟友都会登记在册。

总话筒主管大点评课上的所有话筒员。一般个子高，体型瘦的人会被挑出担任话筒员，在点评课上负责传递话筒。

总卫生负责一切卫生相关事务，比如卫生检查。

每层楼里又会复制这套权力体系，有楼层的纪体、学思、安全、卫生，直到最小的单位——思品小组和卫生小组，他们负责接收上层命令，分配给盟友执行。

班委并非可以完全逃脱惩罚。一位姓王的女孩在广播室里找到一把小刀，半夜割腕自杀，被送往医院包扎，包括班委在内的15人对此事件负有连带责任，点评课后被点名去13号室做“治疗”。

权力是明晃晃的。周围的人不会再直呼你的名字，而是以官职代称;你可以享受到不着痕迹的巴结——几个水果，或者是些奉承话;你甚至可以暗示你的下属，在卫生检查时对自己的小室网开一面。

“高高在上，就是官，把别人掌控在自己手中。我很反感。”张楠说。他曾经担任过总话筒，所有话筒员在点评课上给盟友们加的圈，最后都会汇集到他手里，在呈报上去之前，他可以增，也可以减。“出院之后算个屁啊，也就在精神病院里威风威风。”

班委之间会勾心斗角，巴结，陷害，官官相护，一切在现实官场上能见到的丑恶事情，这里都在上演。“比如卫生小组给思品小组的人加了圈，对方就会搜集问题写成材料汇报上去。或者暗箱操作，今天你给我减圈，明天我给你减圈。为了自己不去做’治疗’，什么事都做的出来。”

张楠不觉得班委之间的互相妥协是一种“友谊”，“只是不愿做’治疗’的利益把我们暂时圈在了一起。”

别动队

阿明又被抓回去了，那是暑假的第一天。父母带着一个壮汉，把他从10楼带下后，强行塞进了一辆面包车。他的双手越过头顶被绑在车后座上，嘴里塞了东西。他知道自己又要回临沂，接受“再偏”的治疗过程。他将会戴着黑色的名牌，在点评课上悔悟自己出院后没有战胜心中的恶魔。

在盟友们口中，由“热心家长”组成的别动队是令人恐惧的存在。只要经得父母同意，他们就会迅速把人抓回临沂，无论你在中国的哪个角落。阿明听父母说，与他同届的一个黄姓女孩从江苏逃去了西藏，但还是被带回了网戒中心。在2009年的媒体报道中，一位刘姓盟友也是被三名强壮的家长放倒，塞进了面包车，而他的父母当时就在楼梯旁看着。

车开到了临沂。他们在一家小宾馆里稍作休息，父母和那个陌生壮汉聊了一会后就睡着了。阿明打开二楼房间的窗户，跳了下去。他还穿着中心里统一的迷彩服，坐上了去车站的公交车。

从临沂到青岛，再到北京，阿明辗转逃了十天。他最终和父母达成了妥协，他会老实听话，开学后回学校上课准备出国;父母也放弃将他带回去“治疗”的想法。

张楠出院后曾经两次离家出走，他不敢回家，害怕家里藏着壮汉会随时把他捆回临沂。他只能向权威更高的爷爷求助，却仍然心有余悸：“毕竟他们是老人，如果他们也被洗脑了呢?”

这种震慑如此有效，使出院的盟友们也会在很长时间内，继续保持符合规定的样子——积极向上，听话，举止规范，不打游戏不上网。

如果只以“眼见为实”为逻辑，家长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心百般维护：他们24小时陪护在孩子身边(除了13号室);这里没有军训学校的暴力殴打，还会学习国学;一直桀骜不驯的孩子在数月之内变得乖顺听话，举止规范;点评师会教导孩子遵守孝道，也会指出父母的错处;孩子会与他们抱头痛哭，痛改前非，更不用提时常回院做分享的“成功案例”——他们以前曾是网瘾少年，瘾君子，混混，在网戒中心“治疗”后，开始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符合社会主流”。

但在确认再也不会回院后，那些孩子宣布返院分享的一切都只是“表演”。(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全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