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零二二年的最后一天，这是不怎么重要的一天

你好。我是银河正义使者。

这里本来会有一篇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可二零二二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有些过于特殊了。一些好的，一些糟的，一些前所未有的，一些斑驳不堪的，它们糅杂在一起，成了人生、时代与情感上的痕迹——因此，你很难用一些宏大的叙事去概括它。

所以，我们打算记录自己在二零二二年度过的最后一天——它一定是不怎么重要的一天，但我们希望它能够留下痕迹。

Haine：

为了不让屏幕太过刺眼，我在昏暗的夜晚将显示器亮度调得很低，用蹩脚的键盘打下了这段文字。

事实上很多人都对我有些误解——认为游戏水平高的人，也会用相对好的外设。其实，我也对那些新奇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心，所以错买了很多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备，但它们大多难用的一逼。

这导致我非常不喜欢居家工作，比如此情此景。这也导致我不再玩那些对鼠标和键盘有所需求的游戏，转而玩一些益智类的卡牌。

我身上的很多特质都是能够追根溯源的，并不是我生来如此，成年人的大多数习性都是被迫而为之，有些习性的养成甚至堪称离奇。

但今年实在是太快了，跟过去实在没什么两样。几年的毫无变化让我不再埋怨自己，不再埋怨自己一味地相信高科技，不再埋怨放任自流的自己，不再埋怨电力自动化专业的自己居然不会修灯泡。我逐渐和自己妥协，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近。 

我甚至不再埋怨自己的倒霉体质——今年的最后一周，我请了一天年假，可是灯泡坏了，我在昏暗的夜里靠着屏幕前的微光，思索着换一枚灯泡所产生的费用。

倒霉是否能够被抵消，我并不清楚，但银河正义使者和我说，居家写出这篇合作稿件的编辑，可以得到年末KPI加点。

我虽不喜如此，大抵也不会讨厌了。

如果这也是一种仪式感，那我宁愿不要，如果避无可避，那我希望一切都能跟那盏灯泡一样，旧的去新的来，一切问题都能够得到妥善地处理。

我也想焕然一新，希望明年能与光相伴，祈求明年至少能迎着光前行，一窗之隔的不再是病毒，也不必再把屏幕亮度调得很低。

Marvin：

2022年的最后一天，如往常的每一个假日一样，我在床上刷着手机，完成着当代年轻人起床前的第一道仪式。

我在看五条人和贾樟柯在公交车上的一次对谈，阿茂说公交车被他当作私人座驾，可以带他去看“一些风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我也曾萌生过公交旅游的想法，甚至有过靠着公交车坐到了隔壁城市的经历，那次体验非常糟糕，下车的地方不是荒无人烟，就是还在施工，或者两者具足，并不能给我大象遨游陌生之地的悠然之感。

然后我就想起了主编的年终征稿，觉得这个看似有些深度的碎片想法，多少是个能彰显逼格的开头。

今天我准备去剪头发，年中上海疫情结束后我剪过一次头发，在那之后就再也没剪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单纯是因为懒，理发店离我家有点距离，而我的节假日要么因为无药可治的拖延症而陷入赶稿地狱，要么就是埋头打游戏，不关心那不怎么碍事的头发。

于是这项日程就被拖到了今天，之所以今天愿意去，除了年终最后一天给剪头发这件事增添了几分仪式感外，还有多方因素的综合影响。

我不是没有想过留长头发。在很多刻板印象里，我这种勉强算得上是文艺工作者的人，留一头长发似乎是相当合理的行为。然而，我必须得说的是，对于我这种不修边幅的死胖子来说，这个行为多少有些自取其辱，那年春节我回老家，在祠堂拜祭的时候被隔壁家的小孩叫阿姨的经历，让我着实记忆犹新。

而且，长头发的麻烦其实比短头发要多得多，洗起来费劲不说，头发打结也是个让人痛苦的问题，睡觉的时候会压到头发，低头的时候头发会挠脸，扎起来扎久了头皮还会疼，因此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另外，不久前我买了顶帽子，样式有点像报童帽，就是《浴血黑帮》里主角们戴的那种，但戴到公司去，却被编辑部的老师们嘲讽了一番，说我装文化人，这着实有些侮辱人了。银河老师说我那半拉长的头发并不适合这顶帽子，我思考了下觉得他说得对，于是就决定把剪头发纳入待办事务。

如无意外，剪头发这件事大概便是我今天最值得一说的一件事，因为接下来可能不太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写完这篇年终的记录，所以我决定在出门剪发前把这件事记一记。

今年银河老师的年终征稿，主题是最后一天。

这其实让我有些犯难，去年我因为不知道写什么，列了张玩了什么游戏的表交差，但今年显然是不能那么干了。虽然我在编辑部总被伊东老师贬斥为“现充”这种“异类”，但从头到尾，我都不认为我的现实生活跟“充实”能放在一个尺度上，我的年终一天与任何一天一样，都与玫瑰色的生活相去甚远。我的日常和绝大部分普通人一样，被剪头发与否这样的琐事所充斥，绝大部分情况下，我都跟《女神异闻录5》中的主角一样，一天只能做一两件事情。

跟“年终的一天”这样的大题比起来，我这样的日常多少有些乏善可陈。

当然，我不是不能理解这样做的“仪式感”，以及在记录意义上的特殊性。

今年是个问题很多的年份，我们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整个编辑部都沦陷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在今年受到了身体与心灵上的严重创伤，很多在大时代下不值一提的人在这一年失去了未来的方向。

但落到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时，面对这一切的动荡，他们的日常，也仍然是剪头发这样的琐事，我能记录的，便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琐事。我不是没有想过由小见大去刻画一个群体甚至一个时代的不安与困顿，但我想我的视角所看到的柴米油盐，写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些个日常琐事，也没必要上升到那样的高度。

前阵子阳了，在我卧病在床无法动弹的时候，五条人的《隔壁的诗人》给了我很大的支撑。我觉得歌中的一句歌词，可以作为这一年来很好的记录——

“后来我在江东旅馆里头

被隔离了五十多天

我还能怎样

隔壁的诗人也从来没有抱怨过。”

太空棕熊：

我们家姓谷，我没有双重国籍。

虽然喂饱了14亿的大多数，但谷一直是小姓。至少在江浙一带，只有温州那片才有。据说很久以前，我爷爷擅作主张，卖掉了温州的老宅，从此便跟那边的亲戚少有瓜葛。

爷爷他原本姓朱，被太爷爷收养之后，才改的姓。我奶奶那边姓屠，我的名字本来是叫谷朱屠的。这象征三江汇流，宗亲成海。但我爸始终觉得，在未来，杀猪大概不是什么体面行当，所以这个三江口，我没有当上。

我太爷是个会武功的基督徒，上海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打死了自己上头的军官；之后便遁逃至宁波乡下，开了一间“小店”，有空没空组织一下镇上的耶稣会。我爸说，咱家当时成分有亿点点差，他跟我姑有段时间住在祠堂里，晚上有人用席子裹上尸首，就堆在外屋墙角。

万幸我太爷会武功，在新中国的特殊时期里，七八个小伙子都没把他放倒。听到这个故事时，我才刚念学前班。尽管年纪还小，然我少年老成，那时就已不太信我爸的许多逼话。

但唯独这次，我是真的服了。

乡下地方，都是那种师资力量纯靠杂牌军的子弟学校，有很多年纪大到见证新中国历史的老头老太太，还在一线给小娃儿上课。出于某些原因，这种人一般不教文史课，容易教坏小朋友。我上学前班的那年，美术就是一位叫老杜老师（我们班主任也姓杜，送号小杜老师）的老先生教的。平日里上课，老杜给我们讲解向日葵的构造。

有一天，老杜从花名册上撩到我的名字，就问起我太爷来。他说，方圆百里只有一家谷姓，年纪大点的都知道，老谷一个人能挑八桶水。

关于武术世家的背景，我耿耿于怀。我爷爷小时候比较浑，好生教他练功他不练，打沙袋疼得受不了，逃到上海走货去了。当时的宁波人去上海要坐轮渡，我爷因为在渡口卖黄牛票，被抓进看守所里蹲了小几个月。据说出来时，人胖了好几斤，而且白了不少。

我爸爸也是个不安分的人。

刚到3DM工作那会儿，他常跟我说起上海的“大世界”，顺带吹起自己当年的牛逼；反讥儿子不如老子，一天到晚只知道坐在电脑前面码字。尽管他的口供常跟我妈的证词不符，我也没有太在意，权当是中年人没见过世面，死要面子。

今年疫情当头，我被封在单身公寓里出不来，被子一两个月没晒过。阴暗肮脏的环境刺激了我的脑回路，猛地就想起我爸吹过诸多牛逼中的一个。

他说自己当年也做“小宁波”，在上海打拼。有一段感冒发烧了没钱住店，就窝在别人楼梯隔间里，跟病魔和南方特有的濡湿被子作斗争，最大的欣慰就是能在厂房厕所隔壁的食摊上，吃上一口黑芝麻馅的汤圆。

没几年，他摊上我妈，回了宁波。又没几年，在爷奶排山倒海的咒骂中，有了我。而我爸到我这个年纪时，我已经会跑会跳，能玩泥巴能玩屎了。

2022年，全闵行最寂寞的谷姓人，没能在上海酒吧打死军官，没有卖黄牛票蹲看守所，但确实体验了南方被窝，跟上了呼吸道感染。“大世界”早就没人去了，我现在的世界很小，想做的事越来越少，要做的事越来越多。

我太爷站在一群壮小伙中间，扎好马步的时候；我爷爷放下沙袋，漂过沪甬间的水时，他们能看见儿子的病弱，孙子的平庸吗？

我想，他们大概也看不见罢。

HaLca：

今天是2022年最后一天，想着吃点好的，于是自己一个人去了海底捞。本来是打算去开间包厢唱歌的，但考虑到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可能嗨不动，所以计划改成了吃火锅。

在小区门口等公交花了一刻钟，现在上车不用再查码，变得和以前一样方便了。13：30到达海底捞，他们还没有开始营业，几个服务员在收拾着调料，我一开始是坐靠窗的位置，但旁边是一对情侣，在有说有笑的，显得有点尴尬。因此换了位置，搬到了角落里。

坐定之后，服务员拿来了一个半人多高的玩偶，放在我对面，很照顾一个人来吃火锅的客人。

他们还给玩偶也倒上了酸梅汁，什么叫“往往取酒还独倾”啊。

在锅底方面，选择了三鲜汤和经典麻辣，吃的也只点了两样——一份牛肉卷和一份雪花肥牛。口感上，牛肉卷要更好吃一点，下到锅里，三十秒钟捞出来，然后就着调料吃下去，牛肉和辣味一起在嘴里绽放开来——爽；雪花肥牛太老了，放在锅里捞上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硬，并且在价格上还有点贵。

最终，这顿火锅吃了251块钱。想点一份转面来着，但面还在醒，一个人吃火锅，果然还是有点不划算。之后也许会去吃烤肉。

海星罐头：

早上是被太阳晒醒的。

说实话，今年生了2场大病。之前一直很看重休息日早晨的时间，不愿意浪费太多在睡眠上，现如今却觉得偶尔自然醒也挺好。

2022年就如弹指一般过去了，好像什么也没做。

中午吃了点烩面，又整了点黑米粥养养胃，感觉生活节奏突如其来的慢了下来。靠在床上，音响里放点爵士蓝调，暂时把思绪发散。躺够了便爬起来为帝皇尽忠，顺便和身体欠妥的好友们沟通交流一番。

晚上暂时不想吃东西，果然嗅觉对食欲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坐在屏幕前想了想，似乎也没什么要祝福的，不如就祝愿自己2023年食欲大开吧。

哦，顺便祝福我们的读者们也食欲大开。

伊東：

大扫除、进城看雕塑展、线上饮酒会。

一个人身处他乡打工，能做的事情其实并不算多。

大城市对我来说唯一好处就在于，当你感到自己与世界脱节的时候，它还能告诉你事情其实还不算太糟。至少，上海还是全球化的窗口，多样的文化活动与闹市区的人气也正在逐渐恢复——

长话短说，我去市中心看了一场雕刻艺术展，展出的主题是这两年在日本积攒了一定话题度的“丹尼尔·阿尔轩×宝可梦”，上海是这批雕塑作品的全球第二站。可惜的是，相比在日本本土的宣传性质展出，这次在国内的展览并没能实现复数场馆的同时展出，票价本身也让许久没有外出活动的我感到些许肉疼。

另外，作为疫情几年下来养成的特殊习惯，我在晚上约了远在其他城市的朋友一起线上喝酒，算是对一种迫于客观条件，委曲求全式的跨年仪式。

老实说，不管成年多久之后，我依旧无法完全理解酒精的好处，但冬季时的饮酒行为，却总能带来一些有趣的体验。就个人而言，那种冬天饮酒后，冰凉空气掠过皮肤的触感就相当舒适。只是除此之外，我可能更怀念跨年时的末班车与不那么紧张的城市。

和田：

来到编辑部的第一年，独居的第一年，大概也会是在外地跨年的第一年。

我并不是多注重仪式感的人，也不会很追求热闹，不过既然是一年的结束，多少也会做些特别的事情。

行程倒没有安排太多，毕竟即使是往年，我的跨年活动也只仅限于晚上。睡到中午应该是休息日的常态，我觉得不应该打破这份宁静。

晚上自然是找家能待得久些的店面，独自一人或是约上几个朋友，好好吃上一顿。我很享受一个人的时间，但也并不会拒绝集体的活动，二者都有各自的乐趣，很难说孰优孰劣。

不过在此之外，我的跨年还有个怪癖，那就是徒步。对我来说，跨年的节点是不能在室内度过的，比起静静等待新年的到来，我更倾向于准时迈出新年的第一步。

所以，就算在饭局中相谈甚欢，我也会准时离席，到外面去走上几圈。徒步对我来说是灵活的，可以短到出门几分钟就被寒风劝退，回到席上。也可以长到从夜里走到白天，赶上新年的第一口早餐。甚至有时还能“忽悠”几个朋友加入到我的夜走之中，虽然他们几乎都会在走完后大骂我一通就是了。

不过今年确实有些特殊了，前些日子刚刚感染了新冠，即使现在身体还是有些虚弱。之前就构想过跨年时在上海的街头走上一整晚，现在看来是不太能实现了，有些可惜，但至少饭还是得吃的。

吃完还是去遛两圈吧，凹了人设总得去维护，况且我也是真的喜欢这样没什么目的的徒步。

希望疫情早些过去，这个新年愿望已经许下了好几次，今年可能会再多一项，希望能成为一名成熟的游戏编辑。

中等偏下：

大家好，当你看见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大概正在一家不错的澡堂里，和几个不错的同事泡澡。

在武侠小说里，我最喜欢的泡澡情节出现在《英雄无泪》里，紫气东来的卓爷蜷缩在狭窄的浴室里，享受着高温和挤压，那是他很难得“接近人”的时刻。

小时候，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四岁那年，爷爷在老房边砌了一个六七平的小房间，专门用来给我洗澡。

山村附近每到秋冬总是很冷，但那间简陋的水泥浴室很暖和。每次洗澡，奶奶会先只起来一个大红塑料布做的澡帐，在木桶里放满热水，边上还备着几个开水瓶，随时往里加。

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浴霸”时，那个红澡帐几乎成了我的魔法布。待在里面的我隔着水汽，永远看不清外面，但也没必要看清，因为有澡帐就够了。

话题扯远了，就圆回来。2022年一整年的经历，显得都不太真切。我三月份到上海，时间就跳过了三个月。到了六月，又得每周刷新绿码的保质期。

再后来呢，原本和世界隔了挺久的澡帐突然就破了，所有人都得迎接村广播站的洪水猛兽，又是一番长时间的吵嚷。

现在，2022总算要过去了。

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想快点回家，我想念家乡的鸭血杂酱面和砂锅煲了，非常想念。

最后，祝朋友们过个好年吧，大家都经历了许多。

该感谢谁呢？感谢自己吧。就这样。

银河正义使者：

朋友，当你看到这篇年终总结的时候，我应该窝在床上看电影——可能正好放到《永恒和一日》，也可能刚刚开始看《野草莓》。

无论如何，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