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古代文官地位一般要比武官高？

在古代，同级文官和武官的地位，并不是一直平等的，甚至很多时候，文官的地位都要比同级的武官高。

这种差异化，最直接的体现，便是上朝时站位的差异。据《周礼》记载，朝会制度自战国起就有，之后的每个朝代，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出现或多或少的修改，个中细节复杂至极。到了汉朝，叔孙通更是专门整理修改，制定了一套规范的上朝礼仪。

这些朝仪规范指出，上朝时，皇帝一般坐北朝南，文臣武臣分开站立——“文臣居东，武臣居西，依官位尊卑一字排开”。而在古代礼法中，一般情况下，东方为尊位，西方为卑位，显而易见，文臣的地位要比武臣高上一等。

这种现象，在宋朝以前并不明显。尽管每个朝代都存在有文臣武臣的区别对待，但在朝仪之外的地方，双方的差别，更多还只是体现在职能方面。

在唐朝，受魏晋南北朝战乱的影响，整个社会与统治阶级都流行“尚武精神”，崇尚强大的武力，政治上采用的，也是“文武不分家”的政策，这也使得唐朝有着稳定强悍的军事实力。这份实力，使唐朝国力强盛，加上自身文化的繁荣，令盛唐时期的长安，一度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天下承平使唐朝对武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他们能够继续通过稳定的贸易，以及各种文化交流，继续带动社会的发展，这也就使得武将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少。渐渐地，朝廷的主要职责都被文官取代，武官没有用武之地，自然而然也影响了后续人才的选拔，导致人们在观念上，开始变得重文轻武。

到了这个阶段，尽管在明面上文官武官的地位尚且持平，但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都在不断地变化，文官地位比武官低，已经是许多人下意识的一个评判。久而久之，武臣的流失，让少数民族为主的蕃将得以出头，他们大多骁勇善战，同时也是把守边关的重要角色，手握兵权的他们，能够更好维护唐朝边疆的稳定，继而长治久安——最美好的情况，应该是这样。

随着兵权流失，中央与地方军阀势力矛盾逐渐激化，原本稳定的中央集权环境也被破坏，进而爆发了改变唐朝命运的战争，安史之乱。这场叛乱中，身为蕃将拥兵自重的安禄山，联合史思明，用8年时间，给予了盛唐致命的一击。尽管安史之乱没有推翻唐朝统治，但也已经对它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对无力压制各个蕃镇的唐朝来说，之后的灭亡，也不过只是时间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唐朝中武官的地位变化，是过往每一个朝代武官地位更迭的缩影——朝代建立之初，国家需要武力威慑，也需要率兵打仗，巩固统治，武臣的作用可见一斑，理所当然会受到重用；天下承平后，一切趋于稳定，武将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小，能够掌控的权力也慢慢变少，重要性也一落千丈，导致最后其地位不论是在朝廷，还是在民间，都天然会比文官低上一截。

这种现象很自然，无可厚非，但这种现象却在宋朝以后，愈演愈烈。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后，他担心兵权旁落，部下会起兵造反，推翻自己的统治。于是，他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大刀阔斧，对军事体制进行改革，收拢兵权，并建立枢密院将其分割开来，导致最后“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武官的权力被进一步牵制与削减。

在尚且“文武不分家”的唐朝，中后期武官的地位都在逐渐下降，而宋朝这一举措，更是直接使整个社会风气，逐渐变得“重文轻武”，武官的地位从一开始，便在慢慢下降。到了明朝，文官与武官的地位差异，更是被拉扯得更大——明朝的文官，负责着武官每年的巡检，以及武官数年一次的“军政考选”，通俗地说，文官手里拿捏着武官的仕途升迁，直接从地位上，稳稳地压了武官一头，而许多原本应由武官掌控的权力，也是掌握在了文官的手中，文官变成了武官的上级。

而在明朝中后期，这种现象，变得最为严重。在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便有过这么一段记载：“国家当承平之时，武人至大帅者，干谒文臣，即其品级悬绝，亦必戒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裤靴，趋入庭拜，其门状自称走狗，退而与其仆隶齿。”这里面便有描写到，即使高品武官拜见低品文官，也必须客客气气，甚至自称“门下小的”，甚至是“门下走狗”，可见当时双方地位悬殊。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

事实上，如果能够拉长视野，纵观整个历史的发展变化，你会发现“文官地位普遍比武官高”这种现象，其实带着几分必然性，无可厚非。一方面，从安史之乱便能看出，兵权过于集中，对中央集权的统治阶级是不利的，毕竟文官靠笔杆子没法颠覆国家，而武官却能如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一般，改朝换代。

而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和平年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官其实脱不开关系，如我国四大发明除了火药来源于方士，其他三者的发明与改良，都出自文官之手；编写出《史记》《资治通鉴》《后汉书》之类史学作品的，同样都是文官；类似《齐名要术》之类，改善民生，发展科技的作品，更是依赖于文官们的努力。

就像战争时期，武将们攻城略地夺取功绩一样，和平时期的文官们，同样也在自己的战场中不断拼搏。因此，尽管宋明清“重文轻武”的现象不值得提倡，但和平年代文官地位高于武官，在客观角度上，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并且，就算是在战争年代，谋士、文臣也不时能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像是蔺相如、商鞅等人尽皆知的故事，都不需要再次强调。

商鞅虽死，秦法犹存，秦始皇也因此一统天下

也正是注意到了文臣在治国和发展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们在游戏内容中的缺失，所以《率土之滨》才在这次的六周年更新中，开始试图打破常规，让文官和内政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之中。它为每一个武将，都更新了相对应的文臣形态，让玩家可以在“文臣”和“武将”两种形态中，来回切换，做到了真正的“出入将相”。

而这个文臣形态最大的特色，便是转变为文臣的武将，会因为角色的不同，而提供符合他相应背景的技能。比如，《后汉书》中对公孙瓒有着这样一段记载，“瓒好白马，屡乘以破虏，虏呼为‘白马将军’。故选精锐三千，尽乘白马，号‘白马义从’，以实禁卫也”，相对应的，游戏中公孙瓒的文臣技能“白马义从”，便是能够提升骑兵武将在战斗中获得的经验，让他们能更快地升级。

各种功能不一的文臣技能，让更多角色能参与到战争之中，并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它丰富了战争中双方对抗的博弈内容，也使得战争变得更加复杂，胜负不再单纯由前线武将的战力数值决定。

不过，就像诸葛亮不能北伐的同时，还坐镇成都，游戏中角色的应用场景是唯一的，也就是说做不到以文臣身份处理内政的同时，还能够率兵出征。尽管两种形态可以无消耗地来回切换，但这个转换，存在冷却时长，因此它需要玩家合理地为角色们分配好相对应的“工作”，做到“文能治国，武能安邦”。

或许在这种模式下，我们也才能真正地看清楚，一个角色身上存在的多面性，而不是片面地将其作为一个武将使用。不论是历史，还是游戏，文官和武官的存在，其实都缺一不可，只是大多数时候因为功能的缺失，导致我们对其造成了忽视。

这份忽视，在历史中投射在武官身上，在游戏中则投射在了文官身上，但不管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两者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不以作用分辨高低，不以功能区分卑劣，或许才是对每一位臣子们的尊重，也是对政治和战争的复杂性的尊重。

正是文官和武官功能的相互统一，才能让我们看到战争与治国之中，复杂而有趣的一面。